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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扭国运的中枢重臣张之洞介绍:他力主抗法兴办洋务,他襄助维新却守旧

时间:2020-09-01 16:50:27来源:三三历史网作者:妮玲

导读:难扭国运的中枢重臣张之洞介绍:他力主抗法兴办洋务,他襄助维新却守旧

面对当时西方先进的技术,清朝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愚昧无知妄自尊大的,曾经有不少远见之士主张改革学习,张之洞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。

张之洞是清朝末年的高级官员,他从学政做到巡抚、总督,直到军机大臣,在晚清政局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过去他只被看作是一名封建官僚,否定意见居多,近几年史学家开始注意对他的研究。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

饱学硕儒的清流派领袖

张之洞(1837一i909),号香涛,直隶南皮(今属河北)人,同治进士。 他从步入仕途之始,就对朝中诸多问题持独到见解。早年在主持浙江乡试和任湖北学政、四川学政期间,取舍考生的标准便超越世俗,开风气之先,他重品行,重实学,志在扭转空疏学风,为国家培养人才。他不拘文字格式,考生考卷不合旧清规戒律而被录取者甚多,唯义理悖谬者,虽只一两句话,必予黜退。根据这一标准,大批有用人才脱颖而出。

光绪五年(1879),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,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,转司经局洗马。同年,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,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。崇厚昏庸无知,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里瓦几亚条约》。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,但西境、南境被沙俄宰割,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。消息传来,舆论大哗。群臣上疏,张之洞上《熟权俄约利害折》、《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》,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,坚持必改此议,宜修武备,缓立约,并要求治崇厚罪。折上,被慈禧、慈安太后召见,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。他同张佩纶、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件,提出了筹兵筹饷、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。光绪六年(1880),清廷派曾纪泽赴俄,重订伊犁条约。

当时,张之洞、陈宝琛、张佩纶、黄体芳称翰林四谏,号为清流派。他们拥戴军机大臣、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,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。在中俄交涉事件中,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,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。

光绪七年,张之洞受任山西巡抚,当时山西地方贫瘠,吏治腐致,灾荒连年,民生调敝,但他没有沮丧,到任后从整肃吏治入手,采取多项措施,决心改变山西面貌,并开始涉足洋务,但因任期短暂,一切只处于初创阶段,但已可看出他破除陈规、锐意进取的爱国热忱,看出他不是一个尸位素餐的人。

力主抗法兴办洋务

光绪九年(1883)底,中法战争爆发,张之洞奉调赴粤,任两广总督,当时抗法形势严峻,张之洞到任后,为筹备战守事宜,可谓竭智尽虑。他制定总体防务规划,协调内部关系,借款措置军需,尤其难能可贵的是,他破除地域之见,在自身财力窘迫的情况下,多方援助福建、台湾和云南的军事行动,并反复陈奏收编原天地会爱国武装黑旗军,黑旗军得屡立战功,击溃西线法军;又启用老将冯子材,取得镇南关大捷,击溃东线法军,从而扭转整个战局。

中法战争使张之洞饱尝物力财力匮乏、军械不利不足之苦,因而更加坚定了他兴办洋务的决心。战后他开始建造军舰、筹办水师、创立军火工业、建立新式陆军广胜军,开设学校、建铸币厂……洋务运动全面铺开。

光绪十二年,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。广东原有端溪书院,在肇庆,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,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。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。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,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。张之洞不怕非议,敢于延聘他们,显示了他的不凡气度。

光绪十五年(1889),张之洞上奏朝廷,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,自芦沟桥至汉口。以贯通南北。他认为铁路之利,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,征兵、转饷次之。他提出芦汉铁路是“干路之枢纽,枝路之始基,而中国大利之萃也”。朝廷准奏,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,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,南北分段修筑。于是,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。

光绪十五年冬,张之洞到了湖北。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办起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,首先是筹建汉阳铁厂。张之洞办企业,也曾闹过一些笑话。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,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:“欲办钢厂,必先将所有之铁、石、煤、焦寄厂化验,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,可以炼何种之钢,即以何样之炉,差之毫厘,谬以千里,未可冒昧从事。”张之洞大言曰:“以中国之大,何所不有,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?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。”英国厂主只得从命。结果,机炉设在汉阳,铁用大冶的,煤用马鞍山的。马鞍山的煤,灰矿并重,不能炼焦,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。1890—1896年,耗资560万两,还没有炼成钢。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,制成的钢太脆易裂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,不能去磷,钢含磷太多,便易脆裂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300万元,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,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。宣统元年(1909),汉冶萍公司的经理叶景葵评论道:“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,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,或者成功可以较速,糜费可以较省。然当时风气锢蔽,昏庸在朝,苟无张之洞鲁莽为之,恐冶铁萍煤,至今尚蕴诸岩壑,亦未可知,甚矣功罪之难言也。”

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。光绪十九年(1893)建成,包括炼钢厂、炼铁厂、铸铁厂大小工厂i0个、炼炉2座,工人3000,采煤工人1000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,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,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。

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。光绪十八年(1892)在武昌开车,纱锭3万枚,布机1000张,工人2000。织布局是盈利的。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、枪炮厂的亏损,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,无从发展。

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,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褔成向英商订购机器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建成北厂,纱锭5万多枚,为湖北纺纱局。南厂一直没有建成,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,后来张骞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。湖北纺纱局、织布局、缫丝局、制麻局到了光绪二十八年(1902)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。

张之洞还创办了制砖、制革、造纸、印刷等工厂,还有湖北枪炮厂。他在湖北还注重兴修水利,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前后修了三条堤。一条是武昌武胜门外红关至青山江堤30里,一条是省城之南的堤坝,自白沙州至金口江堤52里和一条从鲇鱼套起至上新河为止的10余里堤岸。这三条堤的修筑使常受洪水威胁的地区成为良田、市镇。

张之洞到了湖北,光绪二十年(1894)调署两江总督,任期一年多。他十分重视湖北、江苏的教育,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。在湖北,有两湖书院、经心书院,又设立农务学堂、工艺学堂、武备自强学堂、商务学堂等;在南京,设储才学堂、铁路学堂、陆军学堂、水师学堂等。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。在学堂、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,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,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。他也注意训练军队,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,他编练过江南自强军,人数逾万,地点在徐州,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,采用西法操练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),他回任湖广总督,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。

湖北由此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,而且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摇篮。武昌起义中的领导人物很多都是张之洞培养的学生,正如孙中山所说,他可谓“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”。

襄助维新却又守旧

中日甲午战争期间,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,虽然也筹饷筹军械,但他练的军队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。朝廷旨调四艘兵舰,他致李鸿章电说:“旨调南洋兵轮四艘,查此四轮既系木壳,且管带皆不得力,炮手水勇皆不精练,毫无用处,不过徒供一击,全归糜烂而已。甚至故愈凿沉、搁浅皆难预料。”

甲午战争失败后,张之洞上《吁请修备储才折》,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,变法图治。由于他慷溉激昂讨论国家振作,主张反抗侵略,又办洋务企业,因此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“公车上书”中称张之洞“有天下之望”,对这们封疆大历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。谭嗣同也说:“今之衮衮诸公,尤能力顾大局,不分轸域,又能通权达变,讲求实济者,要惟香帅一人。”这是当时维新派的共同看法。康有为组织强学会,张之洞表示赞助和同情,捐5000两以充会费。帝师翁同龢也加入了强学会,当时有“内有常熟(翁同龢),外有南皮(张之洞)”之称,翁、张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住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十一月,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,去拜谒张之洞,受到他的热情欢迎和接待。康有为淮备在上海设强学会,推张之洞为会长,并代他起草《上海强学会序》。张之洞当时答应了。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,请他列名,张复电说:“群才会集,不烦我, 请除名,捐费必寄。”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,捐款500两,拨公款1000两,表示赞同。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、梁鼎芬、黄体芳、屠仁守、黄绍箕,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。但是,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,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《中外纪闻》,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、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,停止捐款。

1896—1897年,维新派在上海创刊《时务报》,梁启超主笔,汪康年为经理。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,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《时务报》,捐款千元,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。后来,《时务报》发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,使张之洞大不高兴。他授意屠仁守写了《辩辟韩书》,批判严复的《辟韩》一文,在《时务报》上发表。

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,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。他在湖南的新政,包括办厂、改革教育等,得到张之洞赞同。在张之洞的影响下,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《时务报》。湖南成立南学会,创办《湘学报》、《湘报》,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,推销《湘学报》于湖北各州县。自第十册起,《湘学报》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,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。他致电陈宝箴,说《湘学报》议论悖谬,饬局停发。他还告诫陈宝箴说,这件事“关系学术人心,远近传播,将为乱阶,必宜救正”,对湖南维新运动施加压力。

光绪二十四年三月,张之洞刊行《劝学篇》。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以《劝学篇》进呈。光绪帝发布上谕称是书:“持论平正通达,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,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督抚学政各一部,俾得广为刊布,实力劝导,以重名教,而杜厄言。”由于清廷的赞许,这本书风行海内。张之洞自言其书主旨在“正人心,开风气”。所谓正人心,就是提倡三纲五常,维护君主专制制度,批判维新派的民权观。所谓开风气,就是学习西方办铁路、商务、矿务、学堂等,并没有超出洋务运动的范围,仍然是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思想。

《劝学篇》的出版,受到守旧派的赞扬,遭到维新派的严厉驳斥。顽固派苏舆所编《翼教丛编》,收入了《劝学篇》中的几篇文章,并赞叹说:“疆臣佼佼厥南皮,劝学数篇挽澜作柱。”章太炎则毫不客气地批评《劝学篇》上篇,“多效忠清室语”,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。维新派梁启超评论此书道:“挟朝廷之力以行之,不胫而遍于海内……何足道?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,为尘埃野马,其灰其尘,偶因风扬起,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。”

在戊戌变法运动中,张之洞和维新派有较多的联系。他自己也是相当活跃的人物。

张之洞曾让陈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。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,到京后,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。后来杨锐、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,参与要政。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,张之洞奉调晋京,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,中途折回。八月,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,陈宝箴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“赞助新政”,但未成。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,对总署说:“变法不从远大始,内乱外患将至,中国办事大臣,唯张香帅一人耳。”不久,慈禧太后发动政变,杀害了“六君子”,百日维新失败。张之洞急电挽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不得,为此,他深感痛惜。

难扭国运的中枢重臣

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,不得不“变通政治”,于光绪二十七年(1901)三月成立督办政务处,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“遥为参预”。五月、六月,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: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》、《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》、《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》。这就是有名的《江楚三折》。第一折,是关于办学堂、废科举事,提出设文武学堂,酌改文科,停罢武科,奖励游学等建议。第二折,言整顿中法,提出了崇节俭、破常格、停捐纳、课官重禄、去书吏、去差役、恤刑狱、改选法、筹八旗生计、裁屯卫、裁绿营、简文法等建议。在这个奏折中说:“近日民情,已非三十年前之旧,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,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,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,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,于是民从洋教……乱民渐起,邪说乘之,邦基所关,不胜忧惧。”这里反映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深度和毒害,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痛恨清朝政治腐败的程度和心理。第三折言采用西法,提出了广派游历,练外国操,广军实,修农政,劝工艺,定矿律、路律、商律、交涉刑律,用银元,行印花税,推行邮政,官收洋药,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。在这个奏折里,他说:“施之实政则不至于病民,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,但以传康教为宗旨,乱纪纲为诡谋,其实与西政、西学之精要,全未通晓,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。”他还特地申明他采用的西法内容和实质同康有为维新派的毫不相同。

《江楚三折》仍是张之洞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思想的具体化,在不变更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,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。虽则如此,但改革的一些项目,如废科举、兴学堂、奖励留学、设商部、学部、兴办实业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新文化传播的。

光绪二十七年(1901)十月,张之洞被赏加太子少保衔。次年十月,他上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》,提出兴办各类学堂,包括师范、小学、文普通中学、武普通中学、文高等学堂、武高等学堂、方言学堂、忠学堂、工学堂、勤成学堂、仕学院、省外中小学、蒙学等。两年后,张之洞奉旨入京,清廷批准张之洞等《奏定学堂章程》,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学制。当时称为“癸卯学制”。内容是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、中学、高等三级,修业期长达25年;与此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)九月,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,以兴学校。清廷诏准,自翌年始,所有乡试、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,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,结束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。

废科举、兴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,张之洞在这方面的提倡和努力,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的。

清廷眼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愈来愈大,为了维护其统治,拉拢资产阶级,欺编全国人民,便声称“预备立宪”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)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。第二年宣布官制改革,编纂宪法大纲。对于“预备立宪”,一开始,张之洞听到一些风声,感到惊讶,等到五大臣回国到上海,征求他意见时,他回电说:“立宪事关重大,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,自当竭其管蠡之知,详晰上陈,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。”态度暧昧。他对外官改制更持反对态度,认为“若果行之,天下立时大乱”,还说:“事关二百余年典章,二十一省治理,岂可不详慎参酌,何以急不能待,必欲草草尔定案耶?”

清廷通过官制改革,欲加强皇权,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,便把当时地方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六月,张之洞由协办大学士充体仁阁大学士,七月入京,补授军机大臣,兼管学部,这时,张之洞年已七十一。清廷四面楚歌,处境危急。张之洞到了北京,竭力为清朝的腐败政治补苴罅漏。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“革命排满”的形势,他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“化除满汉畛域”,说:“欲御外侮,先靖内乱,探原扼要,唯有请颁谕旨布告天下,化除满汉畛域。”这一建议被采纳。

光绪三十四年(1908)十月,光绪帝、慈禧太后相继死去,溥仪继位,改年号宣统。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,满族亲贵乘机集权,排斥汉官。袁世凯是当时权势显赫的汉族大官僚,加上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,为载沣等皇族亲贵所忌恨。于是,载沣等密谋杀袁。对此,张之洞表示反对,认为“主少国疑,不可轻于诛戮大臣”。宣统元年(1909)正月,清廷以袁世凯患“足疾”为名,让他回河南养病。

六月,张之洞病重。八月,奏请开去各项差额,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。旋即,张之洞在哀叹“国运尽矣”声中去世。清廷谥以“文襄”。

张之洞既是一个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学者,又是一个干练的实干家和改革者。他的一生是为富国强兵奋斗的一生。他主张洋务的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,但同时也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。他在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关口,能随着时代前进,能正视时代提出的新课题,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向近代化转变的进程。他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,所兴办的事业也有诸多缺陷,但他对国家和民族作出的卓越贡献,仍应予以充分的肯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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