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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说中国:古代哪朝一战竟打掉日本千年野心

时间:2020-07-15 16:49:45来源:三三历史网作者:菡芳

朝鲜半岛在公元1世纪左右进入三国时代,分成高句丽(又称高丽)、新罗、百济三个国家。公元6世纪时,和中国接壤的高句丽因为中国隋唐王朝的入侵,为抗衡中国,高句丽便与突厥、百济、以及与百济关系密切的日本结成同盟,而中国则与受到高句丽、百济威胁的新罗国结盟。

公元660年(唐显庆五年)3月,百济国在高句丽国支持下,大举入侵新罗国,新罗军接连败北,新罗武烈王向中国求救。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,率13万唐军东渡讨伐百济。7月,百济军大败,百济王及百官被俘往长安,百济王朝崩溃。

唐朝时期中日白江口之战示意图

公元661年,百济僧人道琛联络百济遗臣密谋复国,两次派使者前往日本乞援,并请求放还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。662年春,日本天智天皇命阿昙比罗夫率170艘战船,护送百济王子回国。百济王子归国后,被扶位百济王,组织百济遗民对抗唐军,其间,日本企图在朝鲜半岛扶持亲日政权,向百济政权提供了大量援助。

但好景不长,公元663年,刚刚拼凑起来的百济朝廷,因为内部权利划分不均而发生内讧,因百济王子要求,日本派重兵入朝,白江口海战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。

唐朝远征

当日本出兵支援百济的消息传到中国后,唐高宗当即派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军增援和百济作战的刘仁轨、刘仁愿军。9月,唐军会合,刘仁轨决定先攻取“群凶所聚”的百济军巢穴周留城,认为“若克周留,诸城自下”。于是唐军分为二路:孙仁师、刘仁愿、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军从陆路前往周留城;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,及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战船护送粮船,由熊津沿白江(今韩国锦江)而下,从水陆前往周留城,以便水陆同举,攻打周留。

27日,日本支援百济的水军先头船只在白江口遭遇刘仁轨军,双方进行交战,日军不利而退。28日,日军将领和百济国王会商,认为日军有战船400余艘,唐军仅百余艘,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,盲目的认为“我等争先,彼应自退”,于是,未加整顿部署,便“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,进打大唐坚阵之军”,双方展开了激烈海战,唐军“左右夹船绕战”,打乱了日军阵形,致使日军“赴水溺死者众,舻舳不得回旋”,最终,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,一时间“海水尽赤”,数万日军或溺死、或被唐军捕获。

在白江口失败的打击下,百济王逃往高句丽,余部全部归降,百济国彻底灭亡。

白江口海战的胜利,彻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,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,自公元664年开始,在国内耗费巨资,修筑了4道防线,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,向唐朝臣服,开始以中国为师,谋求自强。

盛世唐朝为何强大:只因唐太宗能藏富于民

唐太宗听了魏征的建议坚持“以德治国”

对于一个国家而言,吏治清明固然重要,但是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树立怎样的国策,给今后的国家和社会打下什么样的基础。唐太宗刚刚登基后不久,君臣之间就曾经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唐太宗回忆道:当初我对魏征说大乱之后不易大治。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见,认为大乱之后反而容易治理。就像危难当头,人都想求生,怕乱就盼望稳定,希望治理就容易调教。魏征说的就是“饥者易为食,渴者易为饮”的道理。他还提出著名的治国原则,那就是“行帝道则帝,行王道则王”。也就是说统治者怎样对待百姓,百姓就会怎样对待君主,这是相对应的,正所谓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。所以,如果实行以德治国的国策,就一定会成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国。

李世民剧照

在座的大臣们都觉得魏征说的是书生之言,按照他的意见办,国家必定大乱。但是,唐太宗却听进去了,力排众议,确立“以德治国”的基本国策,力行不倦。其实,唐太宗内心并不踏实,他总觉得善人治国,少说也得百年才能成为文明之邦。因此,他做了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。但是,结果让他大感意外,只过了短短几年,唐朝就实现了天下大治。贞观七年,唐太宗回顾这场决定国家走向的大论战时,说道:“贞观初,人皆异论,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、王道,惟魏征劝我。既从其言,不过数载,遂得华夏安宁,远戎宾服。”欣喜之情,溢于言表。谦虚的唐太宗把这个功劳全都归于魏征,说幸亏有了魏征这位“良工”,才将他这块“石头”雕琢成为美玉。推善与人,真君子也。唐太宗的这番表现,本身就是以德绥远的典范。

隋灭亡后库存还够唐朝使用五六十年

“以德治国”是当政者经常挂在嘴边的话,怎么才能真正落实于行动之上,而不是流于粉饰太平呢?唐太宗给后人做了很好的榜样。

李承乾剧照

唐朝是如何做到的呢?魏征曾经把治国的核心问题简明扼要地向唐太宗做了阐述:“君何以名?为君尊天事地,敬社稷,保四国,慈爱万民,薄赋敛,轻租税,臣亦与焉。”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经典表现,国家政务千万条,最根本的只有一条,那就是爱护百姓。怎么做呢?两个字:轻税。

把财富集中于国家,还是“藏富于民”,唐朝有着前车之鉴。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王朝,短短30多年之间,结束数百年的分裂局面,人口户数翻了一番多,从开国时不足400万户,直线上升至900万户;修葺北方万里长城,开凿从江南到洛阳、再到幽州的“之”字形大运河,绵延千里,把中原、河北和江南三大区域紧紧联系在一起,再通往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。对外方面则北平突厥,南绥百越,西逐吐谷浑,东征高句丽。隋朝所做的事情,从国家的角度来说,都是必要的。既然如此,为什么隋朝这个大帝国会轰然倒塌、毁于一旦呢?这决不是市井流传的隋炀帝猎色所致。

中国古代的税收基本上是人头税,官方勤于清点户口,实质上是为了增税。反过来,老百姓就会想方设法从官方的户籍上逃匿隐漏。所以,古代户口数从来不准确,户口增减反映的是官方与百姓的税收之争。隋朝在短短时间内实现户口的倍增,并不是人口繁衍的结果,而是朝廷严厉税收政策的产物,户口倍增就意味着税收成倍成倍地增加。为了增税,隋朝还实行小户制,要求子女成年后成婚分家,官方可以增加新的户税。但是,子女都分家,父母就难以老有所依,这同传统的道德相悖。唐太宗曾经让臣下清点隋朝留下的仓库,经过隋末唐初的动乱与战争,竟然库存量还能够让唐朝使用五六十年。换句话说,隋朝38年征收的赋税,够得上全国使用将近百年,税率之高,令人咋舌。国家兴建的大型工程,是善是恶,不仅要看是否有利于国家,还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够承担,超过这个限度,与民争利,则虽善犹恶。唐太宗君臣总结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,指出:“凡理国者,务积于人,不在盈其仓库。古人云:‘百姓不足,君孰与足。’但使仓库可备凶年,此外何烦储蓄!后嗣若贤,自能保其天下;如其不肖,多积仓库,徒益其奢侈,危亡之本也。”何其深刻!

杨广剧照

有鉴于此,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,登基时户数仅剩400万户左右。按照一户五口的最低标准换算,损失人口近3000万。唐太宗难道不知道隋末数年动乱不可能伤亡百姓过半?如果像隋文帝那样把官吏派到乡村挨户搜查,不就都找出来了吗。可是,唐太宗没有这么做,他认了这笔糊涂账,真是“难得糊涂”。而且,他还从法律上限制子女分家,规定父母在,子女分家要处罚。这更是不利于税收的增加。说白了,唐太宗是在放水养鱼。什么“以德治国”、“藏富于民”,国家是要让利的,这不是喊出来的,而是真金白银做出来的。

杨素剧照

如果项羽懂得“仁信”怎会灭亡?

国家大幅度让税,除了与民休息,还有别的目的吗?有,那就是通过富民以求建立诚信社会。古人早就说过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,国家要建立和培育的是有礼知耻的文明社会,并不鼓励自私自利的物欲横流。

诚信是国家之本,民无信不立,国家更是如此。诚信的建立必须由国家来带头,来规范。国家失信于民,法律不公正,再好的百姓都会被改造成为刁民。孟子说过“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”。善待部属,善待百姓是建立诚信关系的途径。

大家知道,唐太宗一大长处是善于和人相处,得人之盛,很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。然而,问题也就来了。太宗爱才,其部属有不少是从敌对阵营投诚而来的,难免泥沙俱下,鱼龙混杂。因此,有人向太宗建议要把官吏队伍中的异己分子清除出去。这回唐太宗犯难了,谁是异己分子呢?来人马上献策,让唐太宗组织一批人伪装成谋反的、贪污的,分别同大臣们接触,引诱他们上钩,这就可以将他们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。来人说得口沫四溅,唐太宗脸色却越绷越紧,最后断然拒绝道:我不能这么做!这么做固然可以暴露异己分子,但同时也让我失信于天下,将来大家都怀疑我搞阴谋手段,上下相疑,再没有人肯讲真话,国家如何达到大治。君主行诈,却要部下正直,岂不是源浊而望水清吗?因此,唐太宗郑重宣言:“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,不欲以诈道训俗。”

统治者无信,往往是因为大权在握,以为自己怎么做,下面都无可奈何,失信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傲慢。唐太宗读了项羽的事迹后,感叹道:如果项羽进入秦都咸阳,控制天下之后,懂得实行仁信,谁能够从他手里夺取政权呢?所以,他的灭亡是咎由自取。

杨广剧照

国家的权威不是靠高压和威吓手段来树立,而是靠法律与制度的公正和严明来保障的。统治者遇到社会问题乃至危机,不能一怒就想到要用重刑震慑,以图立竿见影。中国有个坏传统,就是所谓的“治乱世用重典”。所谓的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规定加重刑罚,甚至屈打成招,形成急风暴雨的态势,轰轰烈烈,可风雨过后,却是故态复萌,既失法律的信誉,又让万民看出执政者的无能。唐朝提出“法贵简而能禁,罚贵轻而必行”的原则,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处罚人,而在于禁止邪恶和触犯法律,所以刑不必重,却要做到“小过不察则无烦苛,大罪不漏则止奸慝,使简而难犯,宽而能制”。树立国家威信,不靠重刑苛法,而要在平时常抓不懈,依法办事,有法必依,这就是国家最基本的诚信。

海纳百川奠基了文化繁荣

国家要想促进社会繁荣,不是工商官办,而是要大力弘扬文化教育,提倡道德文明,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、制度与法律环境,尤其在文化建设方面,这不是任何个人或者团体能够承担起来的工作,必须由国家从全局的高度推进。实际上,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,不是看经济指标,而是看文化繁荣与否。

在文化建设方面,唐太宗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。

盛世大唐

五胡十六国以来,胡乐大量传入中原,各种外来乐器、曲子、舞蹈风靡于世,极大地冲击了儒家把音乐政治化的理论束缚,出现了中外音律各行其是的局面。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后,朝廷开始要重新制定音律,也就是新的音乐规范,这就引起了一场大争论。从当时的情况而言,吸收外来音乐的精华,例如音阶的确定、转调的采用等等,乃大势所趋。但是,坚持儒家传统的音乐政治化理论的人提出,五声音阶的宫商角徵羽,分别代表君臣百姓各个阶层,在音乐表现上,黄钟调专属于君,如果乐曲中途转调,岂不是君臣百姓位置颠倒、国家失序吗?因此,他们坚决主张回归到汉代以前的传统上去,把魏晋以来音乐艺术的进步统统视为淫邪,予以禁断。争论的双方各引经典,相持不下。当时最高统治者隋文帝出来裁决,他在文化上是一个顽固的君主至上论者,所以毫不犹豫地支持旧儒之说,实行文化专制政策。

然而,隋朝很快灭亡了,唐太宗时期,制定音乐标准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,争论依旧,就看唐太宗如何决断了。

最终,唐太宗坚决抵制了将音乐政治化的说法,魏晋以来的音乐进步得到了肯定,艺术得到了解放,这才有了唐朝盛大乐舞的恢宏场面,更重要的是唐太宗由此确立了兼收并蓄、海纳百川的文化政策,世界上的各种艺术、宗教、思想、学术都登上唐朝这个大舞台,与中国文化相融合,开创了中国古代最为开放、最有气势的文化繁荣盛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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