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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人生结局:是怎么死的

时间:2020-07-15 15:11:56来源:三三历史网作者:婷云

袁世凯是窃取推翻封建帝制胜利果实的罪人,那么在袁世凯死后继任的黎元洪虽无实权,却维护共和的行为确实值得敬佩,作为一个游离在权利外围的边缘人,黎元洪的突然死亡留下了太多的谜团,成为了一桩悬案。

1911年,清政府新军在武昌起义,湖北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(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),由于黎元洪在新军中的影响力和地位比较高,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。从此开起来黎元洪在民国政坛波云诡谲的一生。

从1912年起,黎元洪被选为民国临时政府副总统,1913年,被选为民国正式副总统,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,黎元洪出任大总统。1917年7月1日,张勋复辟,黎元洪被迫弃职。

1922年6月,直系军阀曹锟、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,“法统重光”再任大总统。1923年初,曹锟贿选,黎元洪被迫下野。适年6月,黎元洪辞职赴天津。此时,黎元洪已经时年59岁。

赴天津后,黎元洪无心政治,致力于实业,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、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。投资企业45个,其中银行17家,工厂12个、煤矿6家,总投资额达200万元。又于武昌油坊岭等地购置大量田产。

1920年,黎元洪眷念故乡,捐资拆迁黎家河祖遗的一间半屋,修建黎氏宗祠。内设孝义小学堂,聘请塾师1人,塾师工资及学生学杂费用,都由黎元洪负担。

1928年6月3日,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,享年64岁,后葬于武汉。

1966年,黎元洪墓毁于红卫兵之手,黎氏夫妇遗骸也不知所终。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,武汉市政府拨款在原址附近修了个空冢。

黎元洪为何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?

黎元洪(1864—1928),字宋卿,湖北黄陂人。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,后升任湖北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统领。他一贯仇视革命,在新军中多次破坏革命党人的活动,武昌起义的当晚,还亲手杀害两个革命士兵。当推举他任都督时,他竟喊道:“莫害我!”起义士兵举枪逼他上任,黎元洪无奈,被迫就职,当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。读来这段历史,学生很是不解。那么是什么原因呢?近来查了一些资料,黎元洪之所以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是必然和偶然、客观和主观因素促成的。

第一,武昌起义的突发性提供了机会。

武昌起义原计划定在10月6号,但就在这一天,突然发生南湖炮队事件,结果全盘计划打乱。由于事出仓猝,大家毫无精神准备,对情况会怎样演变,心中无数。“欲举兵,恐失败;欲勿举,将为清吏所乘,计不定”。炮队事件惊动了清方,一时武昌全城戒严,局势非常险恶。于是,革命党人开会决定改期在10月9日晚12时,以南湖炮响为号。但又在起义前夕,突然发生汉口宝善里爆炸事件,造成更加严重后果,起义计划泄密,许多革命党人被捕,武昌起义的活动顿时失去指挥全局的枢纽,起义计划再次流产。后革命党人在工程八营的总代表熊秉坤领导下,决定在10月10日下午3时晚操队伍集合时发难,但想不到工程营官长忽然把当天晚操活动取消,计划第三次落空,只得把时间推迟到晚上7点,以枪声为准。可是还未到7点时,由于清军排长与革命党人金兆龙的偶发争吵,引发枪声,起义号角终于吹响,武昌起义全面爆发。透过武昌起义的全过程,不难理解,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突发性。因为突发性,一时群龙无首,重要领导人等,如孙中山远在美国,黄兴在香港,宋教仁在上海,其他许多革命党人如蓝天蔚、吴禄贞等也远在北方。因为突发性,黄兴、宋教仁、潭人凤等对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,一直迟迟不来。因为突发性,许多新军战士不明真相。武昌枪声已响,熊秉坤“鸣警笛集合,惟人声嘈杂,应者甚少”。熊率队出营,“回顾左右,最多不过四十名兵耳。其余仍在营内吆喝,然颇助吾辈之声势也”。突发性,导致有资望的革命党人的空缺性,这就为黎提供了机会。

第二,革命党人受唯“资望论”错误观念的影响。

武昌起义成功了,但革命形势仍然紧迫。谁来做革命都督,依然悬而未决。真的革命党人中无人才?事实上,当时蒋翊武、蔡国桢、孙武、刘公、季雨霖等都是武昌起义前夕,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重要领导。武昌起义爆发后,他们中许多人也都在武昌,并且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。那为什么不推选他们呢?究其原因是“刘公也好,孙武也好,蒋翊武也好,尽管在起义过程中作出了各自的重大贡献,但论威望和能力都还不足以使大众心折,难以领袖群伦”。如蒋翊武当时在新军中只是第四十一标三营左队的一个兵士。又“现在军队里的同志,都是一些兵士正副目,下级军官不多,中级军官更没有,不足以资号召”。错误的理论导向,使革命党人认为:推黎出来,便于号召天下。

第三,革命党人的幼稚、软弱和不成熟。

幼稚、软弱和不成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突出特点,这是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。因为这一先天性不足,注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,即使革命暂时成功,但最后的结局不是夭折就是被人窃取,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。透过武昌起义的前后过程,革命党人的幼稚、软弱和不成熟在很多方面暴露。比如起义前夕的准备,为了筹款不择手段:“邹永成准备用药麻醉婶母后夺取她的金饰,居正、焦达峰等到蕲州达城庙准备盗取贴金菩萨。”武昌起义当夜,“熊秉坤领导工程八营发难后,到楚望台军械库已觉得难以指挥全军,只得推出一个同情革命的队官吴兆麟来当临时总指挥”。等等。正是这一致命弱点,导致在武昌起义中出现许多问题:①武昌起义过程中,许多革命党人革命目标不明确。如武昌起义前,革命党人彭楚藩被捕,武昌知府审问时,他回答:“我只晓得以排满流血为宗旨”。又如湖北军政府建立时,对于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争议,蒋翊武如是解释:“我们只要能推翻清朝,何惜给黎一个都督名义”。②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。武昌起义后,“里边的首脑人物,像孙武、刘公、季雨霖、蒋翊武等都可以推为都督,不过,革命党人宁可互相退让,以免将来发生裂痕”。“谁来实行统一指挥呢?会上,在刘公、孙武、居正、蒋翊武等人中推选,他们都竭力谦让,不肯担任”。③革命党内部矛盾重重。起义前和过程中不少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,但武昌起义成功后,“蒋翊武、刘公、孙武三人明争暗斗,矛盾逐渐发展,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创造了机会”。

第四,黎元洪的个人品性。

黎元洪,治军严格,但对士兵比较宽厚,对军中的知识分子也较优待。“为人有谨厚之称,以视张彪之不学无术,刻扣自肥,相去远矣,故独能得兵士欢心”。“1909年保路运动在湖北兴起时,他曾表示同情,并与标统曾广大等拟提倡军界集股办法”。为此,革命党人认为:把黎元洪拉出来,其利有三:①黎当时名将,用他可以慑伏清廷,号召天下,增加革命军的声望;②黎乃鄂军将领,素得士人,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;③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,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,容易和他合作,所以拉黎出来,革命必易成功。

黎元洪之所以能出任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是各种因素促成的。虽其暴露出革命党人的许多不足或存在问题,但从当时的情景看,推选黎为都督,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,至少对群众的革命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,安定了人心,使革命形势得以向全国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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